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偶、道、佛，骨子里都是反智的，也就是说都是愚民的。维护皇权非愚民不可，银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悉民首先是愚农民。在中国实行数千年之久的小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保障，也是愚民的最佳策略。农民的生存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农民而言，生活是什么?就是为生而活。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放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娶媳妇于什么了””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羊。”“放羊干什么?”“娶媳妇。”这已成为中国最经典的对话之一。古老的亚细亚式的农业环境使农民一代-代地异化。聪明才智在这种异化中消失殆尽。人性也在这种异化中变形。在小自然经济方式中，你的得益就是别人的损失。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高兴不能与别人分享。而痛苦必须传染给别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农民的葬礼。农民在哭死去的父母时，惊天动地，泪飞顿作倾盆雨。仿佛非要把亡人哭醒，下决心不让死者安息。我后来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即兴表演。把高兴微缩，把痛苦放大。西方人的葬礼完全不同。他们在承受痛苦时，尽量忍住眼泪。他们认为悲伤属于自己。他们总是把高兴与别人分享。

农民对土地眷恋越深，封建王朝的统治就越巩固。农民的视野很难逾越过自家的田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亩三分定天下。”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很多农民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看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块地,农民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刻。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大学读书,有一次去“支农”,逢长江发水,荆江分洪。数十万农民必须抛弃土地,搬离到很远的地方。明天就要分洪了,可当天夜里,很多农民还返回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我久久不语。这种恋土情结虽令人唏嘘,却是反智的。农民只有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谈到。

坦率地讲，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处理农民问题亦有重大失误。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他在咱们湖北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认为他写的第一篇革命文章是(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他本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也是依靠农民打下的天下。但悲惨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有增无减。对农民的压榨迫害之酷烈,也是仅见的。今天中国农民问题那么严峻,其实种子是在毛泽东时代就种下的。共和国领袖以农民之身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这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包括教育毛泽东这个农民本人。

李昌平(我对总理说真话》一书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评述却有偏差。他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尤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政策。这很不准确。